新冠疫情正在深刻改变着所有领域。在消费实现从线下向线上的转移后，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之下，服务也大规模地从线下向线上转移。站在明天看今天，会发现这已是一个崭新的时代。后疫情时代，在公益领域，后有疫情冲击，前有互联网科技挑战，基金会以及更多元的公益机构如何直面这个已经到来的时代？它们如何争取自己的话语权与参与空间？
 
当然，公益行业亦有先行者。在创始人王兵的布局和推动之下，爱佑慈善基金会（下称“爱佑”）过去十多年一直在构建在线化、数据化。爱佑也被专业人士誉为第一家数据驱动的基金会。得益于这样的基础，在此次抗疫中，爱佑表现亮眼。爱佑是如何做的？又是如何做到的？《社会创新家》对爱佑创始人王兵进行了专访。
 
 
 
在线化、数据化支撑高效抗疫
 
 
《社会创新家》：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至今已三月有余，回望总结过去三个月，受限于地域、业务范围、人力、渠道、专业能力等因素，真正深度并成规模地参与抗疫的公益慈善机构并不多。作为一家医疗救助的基金会，爱佑在此次抗疫中有哪些突出表现？
 
王兵：这次抗疫，现场救助主要是政府在做。我们最初讨论抗疫策略时，达成的核心共识就是怎么能支持到真正的“战士”。战争时代，在前面冲锋陷阵的是将军和战士；而抗疫的战士，就是白衣天使。所以我们迅速把对医护人员的支持作为资助方向。
 
我们推出了“天使加油站”计划，为湖北一线医护人员，和全国各地支援一线的医护工作者提供直接的资金补助，其中也包括感染的医生。此次抗疫，爱佑筹款金额近8000万元，支持了15000多名抗疫的医护人员，捐赠抗疫物资超过18万件。
 
《社会创新家》：能迅速、准确地完成这些救助工作，得益于爱佑的哪些优势？
 
王兵：总结起来应该是渠道优势和在线化、数据化的布局。爱佑凭借自身在儿童医疗领域15年的深耕，累计拥有全国100多家医院渠道优势，可以快速了解医院的诉求，并以此为基础设计项目，同时对接社会资源、启动各平台筹款。
 
更重要的是，依托爱佑十多年的在线化、数据化布局，在春节和员工返京在家办公期间，筹款、签约、执行、监督、反馈等所有环节，都在更加高效、规范、有序的线上系统中进行，在爱佑数据化系统间流动，没有任何延误和质量的衰减，并保证合规透明。
 
 
 
爱佑支持范围覆盖武汉协和、武汉同济、金银潭、中日友好、上海仁济等湖北地区优秀医院及全国各地援鄂医疗队近40家
 
《社会创新家》：在线化、数据化具体在疫情项目中怎么体现的呢？
 
王兵：我来举一个时间的例子——2小时。疫情爆发，各行各业都不能正常上班，爱佑的同事在家办公、隔离，但我们要启动抗疫新项目，在系统中搭建一个全新的项目流程，筹款入账、申请、与医院端的审核、流程审批、付款，中间涉及7个部门协调工作。
 
资管系统的配置和新增抗疫捐赠业务流程（20分钟）、资管和财务系统之间的对接（20分钟）……全程不到两个小时完成，并将第一笔善款支付出去。
 
这2小时，让整个新业务无缝接入到爱佑的系统中，善款进入财务系统，支出进入捐赠人专户系统，业务的全流程进入业务系统，同时数据沉淀进入数据仓库，永久保存，每一分钱清清楚楚，都在线上，分毫不差。
 
如果还是人工在做，几笔善款还好，但是几千万呢？上万人呢？系统搭建好之后，不管多大量的资金，一分钱还是一个亿，不管善款支出多大体量，一个人还是一万人，都非常清楚、每笔可查、瞬间完成，这是纯人工工作达不到的。这就是在线化、数据化的力量。
 
 
数据业务是“一把手工程”
 
 
《社会创新家》：爱佑的在线化、数据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的？有哪些重要的节点？
 
王兵： 基金会成立之初还是PC时代，出于提高效率的考虑，我们就开始了信息化建设。2011年，互联网时代到来，我们的业务和管理开始进入在线化，到2015年左右，我们所有的业务都可以在线完成。2017年，我们成立了大数据研究院。
 
十余年来经过“办公自动化—流程在线化—业务数字化—基金会数据化”的不断迭代，才能到今天全面进入数据化的时代。
 
2019年，爱佑全面实现筹款、行政、业务、资管、反馈流程全部在线化、数据化，成为一家全数据驱动型基金会。
 
《社会创新家》：爱佑的基因里有企业家和互联网基因，所以比较早的开始做数据化布局，最初是谁在指导变革，树立了怎样的目标？得到了哪些人的支持？
 
王兵： 当时，爱佑把数据业务定为是一把手工程，也是由我开始主导、全员参与的一场变革，我们树立了数据化智能化的目标，我亲自担任数据领导小组组长。全员发动，全员支持，当时成立了管理委员会，下面设立工作小组，管理委员会当中各个业务线的负责人都在，工作小组每个业务线指派一个人进组。
 
除了我，BAT、TMD也都是我们的理事单位或者支持者，他们也会提供资源并且促使我们去这么做。在线化和数据化需要持续投入，不是一两年就能完成。
 
《社会创新家》：当时做了哪些举措，面临哪些困难？
 
王兵：首先梳理了爱佑的数据现状，发现和大部分传统企业一样的问题。就是数据有，但是数据使用标准不一样，不是结构化数据，口径不一致，系统之间数据没有打通。
 
举个例子，比如病种的称呼。各医院的习惯叫法不同，“爱佑晨星”的救助病种里有一个髋关节脱位，原来叫CDH先天性髋关节脱位，后来改成DDH发育性髋关节脱位，也有宽泛的称呼髋关节发育不良……我们数据化第一步，就是统一病种编码，他们统一叫ICD10。
 
这里要参照国际标准及国内各省份医保体系的病种编码, 尽量兼容更多的国内医疗标准体系，还要向国际标准靠近。这样做以后，才能和各个外部系统在同一标准下对话。
 
所以第一步工作，就是梳理数据，建立数据标准。要改变成结构化数据，需要大家做很多初始化的工作，相当于更改了每个人的习惯，当时从“数据字典”开始做起，439个字典内容，每一个都要做梳理和标准制定，以后大家在工作当中就会统一。
 
可以说，最大的困难不是在技术上，而是整个机构要实施数据化，给大家工作带来的冲击和变化，是从0到1的过程，需要全员的努力。
 
《社会创新家》：爱佑的在线化首先应用于“爱佑童心”项目，这项业务的在线化是如何一步步进化的？
 
王兵：2006年，我们就开始与医院通过互联网共享信息，按照基金会的救助标准对医院提供的资料进行审核。
 
2011年，我们进行了系统升级，自己做了一套比较完整的业务系统，这时候跟医院之间的业务不再依赖外部工具，也可以根据业务做灵活的个性化设定。
 
2017年，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，我们针对患儿家长做了调查问卷，发现有94%的家庭使用了智能手机，有超过70%的家庭使用手机进行打字聊天。基于此调研，我们启动了儿童医疗的在线化项目。现在部分项目的申请填报可以由家长独立完成，也可以由医院协助完成，均为结构化数据。现在，我们儿童医疗整个业务流程，都实现了在线化。
 
 
资金流向系统、全程可视化
 
 
《社会创新家》：资管平台的在线化、数据化是从什么时候启动的？这份推动捐赠可视化的决心来自哪里？
 
王兵：资管平台是2018年开始启动建设，2018年底建设完成。它承担着打通爱佑业务、资金、捐赠人的核心枢纽工作。爱佑推动捐赠可视化的决心来自于对捐赠人深刻的了解，和对行业趋势的判断。
 
《社会创新家》：能否描述下资管平台运作的具体场景？它的智能化、可视化具体是如何体现的？
 
王兵：简单来说，资管平台掌管了爱佑每一笔善款的收入、支出，所有的资金流向，能让业务、财务、捐赠人端通过这一个系统实现三个端口的互通。这个复杂系统需要可视化，让大家对资金流动有更清晰的了解。
 
第一，在捐赠人台账方面，不论捐赠金额大小，每个直接给爱佑捐赠的捐赠人都会有一个自己的专属账户，将捐赠人的每一笔捐赠资金与每一笔公益支出都做出清晰列式。捐赠人每个月都会收到一份善款使用台账，内容丰富、可视化强、颗粒度细，清晰呈现爱心善款支出的明细情况。捐赠人也可以随时登录平台，在线查看自己的善款动向。
 
第二，在区块链技术应用方面，2018年8月，爱佑慈善基金会区块链救助公示平台正式上线。爱佑童心、爱佑天使和爱佑晨星三大项目救助患儿信息公开上链（已做脱敏处理），区块链的特点是，数据一经上传、无法修改，让捐赠人及公众可以看到每一个被救助的患儿信息，监督善款使用的同时，让捐赠人及公众更加放心。
 
 
公众可以随时通过爱佑官网和微信公众号查询（隐私信息已处理）
 
 
第三，在资金流向的可视化方面，有一个资金流向的桑基图，每笔善款收入、每笔支出都可以在这个动态图上找到，从捐赠端，到虚拟账户，再到项目、到执行单位到最终受益人，每一条线代表一笔款项的流动，2019年，爱佑的桑基图上有4万多条线。款项的流动，一目了然。